邓
小
平
重
要
论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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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党有二十二年多的历史了，其间经过了三次大的革命战争，我党始终站在最前线，为着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我党始终引导着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向前迈进。但是我们也有好几次挫折和失败的教训，而每次的挫折或失败，都是学风、党风、文风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所形成的恶果。例如，第一次大革命是我党积蓄了力量干出的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可是被大革命后期不长时间的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断送了。又如党在克服陈独秀机会主义之后所积蓄起来的力量，又在李立三同志冒险主义的领导之下，遭受了很大的挫折。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间更长，给予我党的损害也更大，苏区红军和白区党的基础，都在这种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之下，大部弄垮了。这些教训告诉我们，当着党的领导正确的时候，我们党的工作和革命运动一定是发展的；当着三风不正占了党的统治地位的时候，就会把我们长期艰苦创造起来的基础弄垮，就会使革命遭到挫折和失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统治时间愈长，给予党和革命的损害也就愈大。这是一方面的教训。
还有另一方面的教训，就是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这种事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同时也会更加感到三风不正对我们的毒害了。凡是研究了一下党史的人，一定会深感整风的重要的。
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1943年11月10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7-88页
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来的历史是中国革命最精华的历史，是中国人民从苦难中站起来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特别是帝国主义侵略的近百年来是灾难深重的。在长期斗争中，中国人民是英勇的，但因为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结果站起来又被敌人压下去。五四运动才给中国开辟了一条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从五四运动开始，而又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其标志，不能设想没有一个代表中国人民一—首先是代表中国劳动人民利益的、坚决的、革命的政党，可以把中国的革命引向胜利。正因为三十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所以从那一天起，也就确定了中国革命一定要走向胜利。我们的党在成立的宣言中就抱着这样一个信心来领导中国人民，从第一天起党就不断明确地指出了中国人民的斗争方向，即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今天证明了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为什么中国人民革命是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其胜利的标志？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最进步的、最有纪律性与组织性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党内还有一些党员不知道这一点，认为我们的党是知识分子的党或农民的党，这是由于他们不懂党的历史，缺少马列主义的思想。党是从什么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是从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国没有工人运动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个政党，而没有这样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得到胜利，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也不可能获得解放。有一些党员因为长期在农村中工作，看到农民在党的领导下革命热情很高，在战争岁月中，农民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粮食，送他们的子弟参军，似乎农民比工人阶级更先进一点，觉得党内最多的成分是农民，认为农民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这个认识是绝对错误的。农民是英勇的，但农民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这是世界革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农民必须跟着工人阶级走。同时农民只有在工人阶级的政党一—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走到彻底解放的道路。历史上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经过无数次的斗争，都没有获得成功，这正是由于农民是分散的小生产者，缺乏纪律性与组织性，对革命在认识上存在着局限性和一定程度的动摇性。农民要成为有纪律有组织的队伍，制止一定程度的动摇性，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有可能。三十年来，农民运动是在工人阶级先锋队领导下的农民运动。中国农民之所以坚决英勇，是因为有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同样今天在打败蒋介石、打败帝国主义以后，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也不可能巩固革命的成果并继续进人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土地改革以后，按照列宁的说法是农民无时无刻不在生长着资本主义。显然，农民的经济若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逐步达到集体化，那么广大农民仍不能得到解放，已获得的果实也仍将丧失，仍然要走上贫困破产的道路。中国农民直到今天也只有在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工人阶级的支援下走上集体化，才能使他们从经济文化的落后地位彻底解放出来，生活富裕起来。所以认为我们的党是农民党的看法，是绝对错误的。抱有这样认识的党员连起码的党员知识都没有，假若不改正就要掉队。有的农民党员土改后满足于“三十亩田一头牛”，不愿再前进了，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样也有少数知识分子党员认为我们的党是知识分子的党，他们的根据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及许多领导同志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这也是绝对错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农民一样会在共产党领导下坚决地革命，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动摇性。党内的“左”倾、右倾机会主义，即是由于小资产阶级意识侵入党内的反映。不能设想，一个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时而“左”时而右的政当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不错，党的有些领导者确实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他们都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彻底改造过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没有经过这样的改头换面、革面洗心，既不可能是一个好党员，更不可能担当起领导革命的责任。
共产党是彻头彻尾的工人阶级的政党。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头上的一条锁链，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所以工人阶级革命是最彻底的，而且由于大机器生产锻炼了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是最有前途的。农民不可能这样，农民必须在工人阶级的支援下造出许多拖拉机、电站及近代化的水利工程，农民才能彻底地解除贫困与落后。所以无论工人也好，其他人民也好，其前途与幸福必须建筑在机器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工人阶级就代表了人民的光明与前途，是最彻底与最先进的阶级，共产党则是这一阶级最觉悟与有组织的部分，党员必须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否则就不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员。对农民与小资产阶级一样要以工人阶级的理论教育他们，才能使他们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
正是因为中国有了这样一个最集中、最有组织纪律性、革命最彻底的工人阶级的政党的领导，才使中国革命经过三十年的奋斗走上了胜利的道路，并将领导我们继续前进，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个时候一切都是快乐、幸福、优越的。我们的党代表着一切人们的希望与光明，只有我们的党才能领导而且正在领导其他阶级纠正错误，走向胜利与光明。
那么，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党就保证了革命的胜利呢？还不够，还必须要有马列主义的武装。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以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党。党在未成立之前就有许多马列主义小组，如毛泽东同志等就是当时这些小组中的一员。这说明创办我们党的同志一开始就用马列主义武装自己、改造自己，抛弃了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也说明中国共产党一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就担当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责任，就以马列主义来教育培养自己，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规定了革命的战略、策略和工作方法。只有这样的党才能领导我们前进。三十年的斗争历史证明了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目前它有五百八十万党员，是一个真正具有群众性的党，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取得了人民的信任，正引导着中国人民建设新的社会，并将继续领导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邓小平：《永远记取党的斗争经验和教训》（1951年6月25日），《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252页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革命最彻底、最有组织纪律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又是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的理论——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因此它在革命斗争中提出了正确的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纲领、政策、方针与口号，并引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假若我们的党是小资产阶级或农民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明确的革命方向，也不可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就正确地确定了革命的性质、动力与任务，以后又一次一次地完备起来，这是因为吸取了世界革命特别是苏联革命的经验，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列宁又说，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历史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假若没有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使中国人民团结起来走向胜利。党是名副其实的接受先进理论指导的，所以才能起着先进战士的作用。
马克思说，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变成了物质的力量。这就是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与人民群众结合起来的时候，党就密切联系了群众，表现了高度的统一集中，就形成了不可战胜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不仅从建立那天起就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而且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在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了，这就形成为无比的力量。毛泽东同志说，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假若不与各国实际结合起来就会变成教条主义。毛泽东同志首先是把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变成为中国人民自己的东西，变成为行动的指南。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列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而现在我们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与组织者。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这就是说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革命中发挥先锋队作用，就是因为我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了，变成中国人民自己新鲜活泼的东西。同样可以回答，为什么我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绝大部分时间是正确的，而有的时候是失败并使革命受到了挫折，其道理就在于，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变成新鲜活泼的东西呢，还是变成死的教条。
党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六年当中大体是正确的，虽然那时党还幼稚肤浅。但到一九二六年发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党和革命。当时毛泽东同志曾经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但陈独秀看不到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不敢领导广大的农民进行革命，却只看到了上层人物与敌人的进攻，而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动摇了，使革命遭受挫折。随后毛泽东同志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即代表了革命的正确方向。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才使中国革命在受到挫折后又走上正确的方向。继后是十年的农民革命战争，或称土地革命战争。在此之间又有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接着又是教条主义统治我党四五年，致使白区的党组织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十分之九。当时毛泽东同志未居于领导地位，正确的方向未能得到坚持，而教条主义以马列主义的词句作外衣，迷惑了许多党员，致使党受到很大损失。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经验证明，不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遭受挫折，就受到重大损失。
这些教训在党的历史上是沉痛的，但我们的党终于用毛泽东思想战胜了这些错误。毛泽东思想是将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指导革命是无往而不胜的。在机会主义统治时期，全国各地都受到损失，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地方没有受到损失。正是由于事实摆在党的面前，使同志们认识到由于有毛泽东思想才战胜了或“左”或右的机会主义错误，使党又恢复发展壮大起来。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以后的十七年更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来的斗争是艰苦的，牺牲了许多同志，流了许多血。老同志之所以可贵，正是因为他们深知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痛苦，同样也了解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幸福。百分之九十八的党员没有遭受到革命的挫折，但经验证明：必须使我们的同志懂得，党一旦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遭受挫折，吃了很多亏，懂得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不能设想经过三十年而有今天的胜利。
邓小平：《永远记取党的斗争经验和教训）（1951年6月25日），《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年）》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255页
我党从开创之日起，就是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依据马列主义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因而它在幼年时代就具有高度的纪律性、战斗性以及和中国人民血肉不可分离的联系。它一经出现在政治舞台，就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灾难深重而又勤劳、聪明、勇敢的中国人民，曾不断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英勇斗争，但是找不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惟有我们党向他们指出了这条道路，惟有我们党依照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而规定了一条线。中国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从切身的经验中，认识到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是使他们获得解放的唯一正确的路线，共产党就是他们的希望，他们对于我党的信赖，三十年如一日。共产党员奋不顾身、前赴后继的战斗精神，成为群众的榜样，他们成为群众最亲密的战友和同志。从此中国革命出现了空前的规模，它是那样地具有组织性和坚韧性，反动统治的屠杀不足以打散我们的队伍，无数次的挫折不足以损害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对于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心。即使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年代里，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血也流在一起，凝结成牢不可破的联系。正是这种血肉的联系，赋予中国革命以无限的生命力，从而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紧密地联系群众是我党的光荣传统》（1951年7月1日），《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71-272页
我们的党史证明，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和群众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这不但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其他一切运动中可以得到证明就是在我党领导最集中的革命军队的工作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邓小平：《紧密地联系群众是我党的光荣传统》（1951年7月1日）《邓小平文集（1949--1974年）》上卷人社出版第273页
回顾一下我们党从第七次大会以来所走的道路吧我们党在解放战争中，在土地改革和肃清反革命的斗争中，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中，在发展工业、农业和其他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斗争中，我们党所得到的巨大胜利，哪一项不是执行群众路线的结果？例如说，为什么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能够战胜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占优势的国民党军呢？难道主要地不是由于他们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树立了模范的军民关系，在部队内部建立了能够充分发扬下级官兵积极性的同志式的关系，并且依靠群众，总结每次战争的经验，从战术到战略都不断地得到进步的原故吗？战士替居民挑水，官长替士兵盖被子，在火线上开“诸葛亮会”，保护俘虏的健康和自尊心，不搜俘虏的腰包，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但是，一系列的伟大胜利，正是同这些小事分不开例如说，几千年受地主阶级压迫的几万万农民，为什么能够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样坚决地建设自己的新生活呢？难道不是由于我们党在土地改革期间所派的工作团，真正深入到了贫苦农民中间，找出他们的积极分子，唤起他们的觉悟，动员农民自己起来，推翻地主的统治，分配地主的土地，使他们真正懂得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自己的领导核心，而不是简单地由政府下命令把地主的土地转移给他们的结果吗？他们这样迅速地和自愿地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难道不是我们党从群众本身的经验出发，大量地帮助农民从组织季节性的互助组起，进而组织常年互助组，进而组织初级合作社，又进而组织高级合作社，使农民从实践中确信了合作化的优越性的结果吗？例如说，我们国家的肃反运动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绩，而又能够少犯错误，难道不是我们采取了专门机关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正确方针的结果吗？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在几万万只眼睛的透视之下，才使得大量的反革命分子没有藏身之所，而不得不低头认罪、接受改造和重新做人吗？
例如说，在全国解放以后，不到两三年的时间，我们就改变了旧社会那种极端腐败的社会风气，树立了具有优良道德品质的新的社会风气，难道没有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和群众之间的相互教育、相互劝导和相互帮助，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吗？试问，我们在大规模的消灭鸦片烟毒的运动中的胜利，在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中的胜利，以及在生产建设和其他各种工作中的胜利，哪一件不是因为这个运动或者这件工作的本身，确实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并且变成了广大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的结果呢？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9-221页
我们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有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不搞过火斗争、无情打击；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是我们的党规党法。应该说，除了像前面所说的犯错误的时期以外，多少年来我们是努力这样做的。
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6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要使一个党逐步成为成熟的党，同群众有联系的党，是不容易的。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我们全党成熟的标志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是在一九四五年。我们从一九二一年建党，经过了二十四年，才成为一个成熟的党。当然，这是从全党来说。作为中央领导，可以说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成熟了，这也用了十三年半的时间。
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还不断有斗争。在抗日战争初期，还有第二次王明路线，王明由“左”倾机会主义变为右倾机会主义。全党干部包括一些主要干部，对党的历史、两条路线的斗争，怎样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正确的党、联系群众的党，用什么样的思想作风来武装党等问题的认识，都还不很清楚。
九三五年十月，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中央到达陕北，那时还不是在延安，而是在延安以北的一个地方。三个方面军会合后，毛泽东同志看到，红军只剩下三万人，而在这三万人中，负责干部无非是两三千人，怎样研究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党员，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时候，毛泽东同志的主要精力就放在怎样统一党的思想方面。接着就爆发抗日战争。
毛泽东同志一方面领导抗战，使党实行正确的抗战路线；另一方面总结党的经验教训，写出了包括哲学、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一系列的文章。在这个基础上，又搞了整风运动。整风可以说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就开始了，经过五年左右的时间，特别是经过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的全党范围的整风，彻底地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最后统一了全党的思想。犯过错误的人，也承认过去犯了错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讲了路线的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但是王明一直坚持错误，他现在仍住在莫斯科，还写文章骂我们。
我们整个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是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九二八年开的，到一九四五年才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隔了十七年。这次代表大会是正面讲问题，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大会结束不久，日本就投降了。这时，全党已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这样大的一个党，面临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就有办法了。
所谓全党成熟，首先是在思想上，我们党有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广大干部和党员掌握了这个思想。在政治上，从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虽然有过错误的路线，但是毛泽东同志总是用正确的路线去克服错误的路线，因此，从那以后党的方针和政策都是正确的。体现了正确路线的方针和政策，变成了群众的行动，得到了群众的拥护，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党员从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军队也从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万人，解放区人口达一亿多。如果不是党的路线正确，方针政策正确，这是不可能的。在组织上，形成了一个健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树立了一个正确的党风。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同志把党风概括为三条：第一，这个党必须是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党；第二，这个党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党；第三，这个党必须是建立在自我批评基础上的党。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就不会及时地总结经验，修正错误；也不会用正确的和错误的经验，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来教育干部、党员和群众。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不犯错误的党，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领导是没有的，问题在于及时总结经验，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工作。这样，就可以不使小错误发展为大错误，发展为路线性的错误；就可以使党员和干部从正确经验中受到教育，也可以把错误变成肥料，将坏事变成好事。
在党的组织方面，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原则。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相结合，把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精神发挥了。一个党不集中不行，如果没有中央的和各级党委的集中领导，这个党就没有战斗力。这种集中，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作基础，集中也是假的。全党提倡民主、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能真正把全党的意志集中起来，真正做到万众一心。毛泽东同志提倡军队也要搞民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实行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连里开会，战士可以批评连长，这种民主妨碍不妨碍连长统一指挥呢？不妨碍。连长发现错误就改，这样就能更好地指挥，部队的战斗力更强。这不仅是在个连里，就是在我们一个大的作战区，有了错误，指挥员也要受批评。比如哪一个战役没有打好，军长、团长就对这个作战区的指挥员提出批评意见嘛！有什么办法呢？搞得不好，只好承认错误。这样，对下一仗怎么打，就有办法了。有了党内民主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有问题就不是在下面乱讲，而是摆到桌面上来。毛泽东同志还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了错误的人应当允许人家革命。例如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中还有王明，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选他还要考虑，就是要给他革命的机会。总之，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耐心地帮，叫做一看二帮。所谓“看”，无非是看他能改不能改。不管他能改不能改，总是要帮够，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一套建党思想，在我们看来，对列宁的建党原则有很大的发展。好的党风要继承下来要由接班人传下来。我们特别注意宣传毛泽东思想，使它在群众中扎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
以上讲了那么多，介绍了我们党的历史。总之，党要能团结全党干部和党员，在必要的斗争中去团结。有了党的团结，才能有力量去团结广大群众。如果有了这样的党，哪怕党员少，也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一个人数少但有战斗力的党比一个人数多而缺乏战斗力的党要强得多。党有战斗力，就可以发展起来。
邓小平：《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1965年6月、12月）《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348页
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
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6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
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页
可以回顾一下我们走过的道路。中国革命，没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吗？不可能的。不要小视我们的党。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党的四大时只有九百多个党员，就那么九百多人的一个党，实现了国共合作，推进了北伐战争。以后革命失败了，只有我们的党才能够经得住十年的血腥恐怖，百万大军的“围剿”，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因为有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千难万苦的奋斗，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党也犯过严重错误，但是错误总还是由我们党自己纠正的，不是别的力量来纠正的。就是粉碎“四人帮”，也是由我们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来实现的。中国一向被称为一盘散沙，但是自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成为全国团结的核心力量，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就结束了。只要我们党的领导是正确的，那就不仅能够把全党的力量，而且能够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合起来，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6-267页
过去，我们克服困难，党的一个号召，党中央的一句话，全国照办，非常顶事。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那样的严重困难，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面，很快就克服了。那是很值得回忆的。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8页
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
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同志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
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讲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只是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谈过去有关的事情。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致向前看。做到这点不那么容易。决议要力求做好，能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再发生大的分歧。这样，即使谈到历史，大家也会觉得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可说了，要说也只是谈谈对决议内容、对过去经验教训的体会。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条。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293
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还说，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两次郑州会议也开得及时。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接着就是困难时期。一九六一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在这以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看起来，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批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到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主可意空白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4-296页
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找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还是毛泽东同志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国内的人民也罢，国外的华侨也罢对这点都有亲身感受。也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实现了全国（除台湾外）的统一。旧中国军阀混战时期不必说了，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家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像对山西、两广、四川等地，都不能算真正统一。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向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当然，究竟怎么个写法好，还要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
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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